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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法治中国建设取得伟大成就、党的检察事业欣逢最好发展时期，刑事检察工作稳步向前。过去五年，全国检察机关深入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依法履行刑事检察职能，强化犯罪惩治与预防，有力维护稳定促进发展，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持续完善刑事检察制度，努力锻造过硬刑事检察铁军，协同其他政法机关打赢了一系列大仗硬仗，为书写“中国之治”新篇章作出应有贡献。

应勇强调，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刑事检察工作，必须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刑事检察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必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依法惩治犯罪和预防犯罪并举；必须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自我监督；必须坚持守正创新，遵循司法规律，严格依法履职，确保公正司法，在法治轨道上深化刑事检察改革；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检，确保刑事检察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依法治国进入新阶段，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艰巨。”应勇指出，刑事检察全过程参与、全流程监督刑事诉讼开云平台(kaiyun)，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是中国特色刑事司法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是追诉犯罪、维护稳定、保障人权、守护公正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刑事检察职能作用，依法惩治和预防犯罪，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坚持“严”的震慑不动摇，依法从重从严从快惩治严重暴力犯罪、重大恶性犯罪，突出惩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严重犯罪，在检察办案全过程各环节推动矛盾纠纷法治化实质性化解，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依法惩治经济金融领域犯罪，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加强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护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依法惩治腐败犯罪，推进执纪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健全监检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依法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开云平台(kaiyun)，坚决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上升势头。要全面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并举、依法从严与依法从宽并重。“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不是法外加重，前提是严格依法，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罚当其罪。依法惩治犯罪开云平台(kaiyun)，促进轻罪治理、犯罪治理、社会治理，实现社会长治久安。

应勇指出，持续做优做强刑事检察工作，必须依法全面履行刑事检察职权，坚持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法理情相统一，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要加强审查逮捕工作，依法准确适用逮捕法定条件，既要防止该捕不捕、轻纵犯罪，也要防止不该捕而捕、构罪即捕。对于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严重侵犯人身权利、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等犯罪，该逮捕的要坚决逮捕。依法加强审查起诉和出庭支持公诉工作，严格把握起诉法定标准，依法准确规范适用不起诉。围绕庭审实质化，强化公诉能力建设。要推动深化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司法制度，确保认罪认罚自愿真实合法，保证量刑建议的合法性恰当性。要依法加强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监督。立案监督重在加强对该立案而不立案、不该立案而立案的监督，准确把握刑事立案标准。侦查活动监督要加强对侦查取证违法、侦查措施违法、强制措施违法等深层次、实质性问题监督，依法加强对涉及人身权利强制措施的监督，强化对“查扣冻”等强制措施的监督。刑事审判监督要加强刑事裁判结果监督和审判活动违法监督，健全上下联动抗诉工作机制，及时纠正审判程序违法问题。要依法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狱、看守所执法活动的监督，进一步完善“派驻+巡回+科技”监督机制。检察侦查要坚持依法稳慎、务必搞准，完善检察侦查案件监检衔接机制开云平台(kaiyun)，严把机动侦查法定要件，依法规范开展自行补充侦查。最高检要依法加强刑事司法解释工作，加强和规范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发布，及时回应刑事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重点、新型、疑难问题。

应勇强调，要以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为主线，健全刑事检察公正司法体制机制。健全刑事检察工作机制，完善刑事检察基本业务指导机制，健全依法一体履职、综合履职机制，坚持和优化捕诉一体办案机制。优化刑事检察管理模式，一体抓实检察业务管理、案件管理、质量管理，加强对刑事检察重点案件类型、重点办案领域、重要业务态势的分析研判，强化对刑事案件流程、实体等全方位管理，完善办案质量标准。完善刑事检察权运行制约监督，一体强化内外部制约监督，完善不捕不诉等重点环节制约监督机制，完善人民监督员、检务公开等制度机制。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持续加强业务素能建设，强化纪律作风建设，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刑事检察队伍。

周祖翼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会议召开表示祝贺，对最高检一直以来给予福建发展和检察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周祖翼说开云平台(kaiyun)，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围绕检察工作开创了一系列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福建省委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最高检的关心指导下，全力支持检察机关全面依法履职，推动检察机关在平安福建、法治福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福建省检察机关自觉将刑事检察工作融入中心大局，扎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本次会议部署，进一步加强刑事检察工作，抓好刑事检察改革任务落实，支持推动检察机关全面做好各项工作，更好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我们将积极为检察机关依法履职、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助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福建、法治福建。希望大家给予福建更多指导帮助，推动福建各项工作特别是检察工作再上新台阶。

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葛晓燕主持。福建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偕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海昆，最高检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苗生明、史卫忠，福建省检察院检察长侯建军出席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中央政法委、最高法、公安部、国家安全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参会。最高检专家咨询委员、专家学者代表，最高检刑事检察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省级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院分管副检察长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会议在各省级检察院设分会场，各省级检察院领导、刑事检察部门全体人员以视频形式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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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人权观的形成有何影响？“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儒家思想观念蕴含怎样的人权精神？近日，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鲁广锦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指出，早在“轴心时代”，中华文明便有了人权认知思维和人权理念意识，那一时期中华典籍中的大量相关论述，建构起古代中国人权思想价值体系的基本范式。

鲁广锦：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标志，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作为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期，“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也是历史上人权思想的集中产生期之一，这一时期诞生了孔子、老子、柏拉图、佛陀等，各大文明形态在不同程度上都产生了与尊重人的生命、实现人的价值相关的人权思想，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权自觉”。

鲁广锦：美国学者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认为，“权利观念是源于古代传统的当代重要观念开云平台(kaiyun)，而这种传统是先于权利观念的形成而存在的，它们得到了接受和吸纳，并为权利的产生提供了空间。”“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虽没有提出“人权”或“权利”等概念(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形态也没有提出)，但对人之为人的价值和人之存在的意义已有较为深入具体的认识和思考，出现了属于人权范畴的重人、爱人、尊人、保人的人权认知思维，具有生命权、生存权、人格权、环境权等人权理念意识，建构起古代中国人权思想价值体系的基本范式。

首先，“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人本”，重视人的生命和人的存在价值，具有生命权意识。据研究统计，仅在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就有162处讲到“人”，足见孔子对“人”的重视。在儒家看来，“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强调“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明确“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道家也提出“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列子·天瑞》开云平台(kaiyun)，亦见于汉代刘向《说苑·杂言》)等思想。中国思想家对人的存在与人的生命重要性的认识，与古希腊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民本”开云平台(kaiyun)，重视民生，具有生存权意识。《尚书》中有“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先祖训诫。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开云平台(kaiyun)，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重要思想。基于对“仁政”的思考，儒家提倡利民、裕民、养民、惠民。道家也有“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下篇八十章》)的利民思想。遍览“轴心时代”各大文明体文献，如此关注民生且具有生存权意识的思想，无出中华文明之右者。

第三，“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仁爱”，重视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人格，具有人格权意识。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和保护，最能体现人人平等的人权精神。“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现代文明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有许多暗合之处。在孔子看来，“仁”首先要“爱人”(《论语·颜渊》)，做到人与人之间互爱、互敬，孟子也认为“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仁爱”的最高境界是“泛爱众”(《论语·学而》)和“兼相爱”(《墨子·兼爱中》)，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儒家与墨家关于“仁”与“爱”的思想，与西方文明中的“博爱”“爱邻如己”“亲如兄弟”等理念有相通之处，反映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以“仁爱”为基础，儒家特别强调平等相待，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第四，“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天人合一”，重视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环境权意识。环境权是一项现代人权，在人权理论中通常被界定为第三代人权。但人类对生存环境的认识和思考，在“轴心时代”便已产生。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天然带有“因天之时”的特点，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天人观。儒家大多偏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影响，最终实现人与自然“致中和”的协调关系。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庄子认为“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研究表明，“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建构起“达仁”“尚善”“崇正”“贵和”“向公”的人权价值认知。从人权的语境理解，“达仁”是要做有爱心的人，“尚善”是要做有益于他人的人，“崇正”是要做主持公道和正义的人，“贵和”是要做相互不被伤害的人，“向公”是要做平等的不被歧视的人。这也说明，“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是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并具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充满着人性、德性和理性的力量。

鲁广锦：“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人权文明的重要成果。如果说以希腊文明为代表的、建构在自然法哲学基础之上的西方人权思维有着抽象的、形而上的特点，并以个人自由主义为主要价值追求，那么，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建构在道德哲学基础之上的东方人权思维则有着具体的、现实的特点，并以集体平等主义为主要价值追求。这也说明了建立在不同经济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中西人权模式，虽然都有重视人和尊重人的一面，但自生成起便存在不同。正因有这种不同，才丰富了人类人权文明的多样性，形成了当代国际社会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互补的局面。

人权是历史的、发展的。“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是约2300年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自然有其难以逾越的历史局限性，其中包括民主法制观念的不足、等级制度的存在等。对于这些历史局限性，我们应客观理性看待，不能因此就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权精神，否定中华文明人权思维的创造性与合理性。重要的是看“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提出了什么、发现了什么、蕴含了哪些精神、对当代有什么意义。当然，过于夸大也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

鲁广锦：有研究认为，“人权观念是传统中国思想中未显题化的理论”。如何才能发现、挖掘、使用好“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富矿”，以下三点非常重要：一是跳出“西方中心论”的人权思维定式，摆脱人权概念是西方思想家发明的束缚，视人权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成果；二是从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逻辑出发，揭示中华文明的人权思想内涵、价值取向，挖掘其合理性内核，把握中华文明的人权精神特质；三是遵循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从人权的基本范畴与历史逻辑出发，将中华文明的人权因子纳入人类人权文明体系之中加以研究考察，探寻中华人权文明与人类人权文明的共性价值。(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