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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国有大行时隔15年左右再次迎来国家注资，此前已有过三轮主要注资：第一次是1998年，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向四大行注资2700亿元；第二次是2003～2007年，财政部通过中央汇金向工行、建行、中行、交行分别注资并实现A/H股两地上市；第三次是2010年，工行、建行、中行、交行通过配股补充资本；农业银行、邮储、交行陆续通过IPO和定增等方式募资。

林英奇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配股通常存在折价，对股价有负面影响；可转债由于存在转股价格的限制(一般不低于1倍市净率，强制赎回条件一般为转股价格的130%)，对于银行股价表现和估值水平有要求，实际资本补充时间有不确定性；定增的方式限制相比前两种方式较小，更为可行。“从历史上看，定增价格一般不低于1倍市净率，‘破净’上市公司融资也存在一定政策限制，后续观察是否有突破这一惯例的可能。”他在最新报告中强调。

有市场权威专家此前对第一财经表示，一直以来，我国银行业外源性补充资本的渠道有待畅通新澳门正版资料免费公开澳，补资本主要依靠内源性的利润留存，净息差收窄下，资本金不足将明显制约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当前，银行净息差面临较大收窄压力，很多银行有补充资本的意愿。如果能够推动银行资本补充有效落地，有利于保障银行可持续经营，提升未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去年8月，民生银行宣布终止了一项500亿元的可转债发行计划，引起市场关注。该行称是综合考虑资本市场环境，经过审慎分析与论证作出决定。当时，民生银行投资者热线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终止此次可转债发行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此次融资规模较大，当前二级市场可能承受能力有限；二是上述再融资方案推出时间较长，放在当下有些不完善之处。(详见报道：民生银行500亿可转债终止发行背后：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和发行方案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