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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小三线”时期建立起来的工业城市，永安工业基础比较雄厚。傅天宝介绍，自1995年首次获评“福建省县域经济实力‘十强’县(市)”以来，永安已上榜28年，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分别站上500亿元、20亿元的新台阶，产业布局不断优化，形成了富有永安特色的“33211”现代产业发展体系，老工业基地焕发新活力。

永安市已探明的微晶石墨矿储量超9000万吨，居全省首位。当地将发展新型碳材料产业作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积极构筑政策、资金、人才、科研等方面一系列支撑平台，引进23家石墨和石墨烯等新型碳材料应用企业，全产业链初步形成，2023年实现产值30亿元，近6年年均增幅超20%，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永安持续深化林改，不断拓宽“两山”转化通道，创新林权、林业碳汇等交易机制，通过在全国率先探索赎买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机制、设立全省首个碳汇专项基金、打造“竹师傅”竹产业共享用工平台、发展森林康养产业等一系列创新实践，做足绿色发展文章，多项创新经验和做法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成为全国林业改革与发展示范区。

据永安市委台办主任郑龙凤介绍，近年来，永安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为目标，实行工作专班运行机制，实施特色现代农业、森林康养产业、乡村共建共治、交流合作等四大融合行动，积极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累计引进6支台湾团队、50多名专业人才参与永安乡建乡创，在农房建筑风貌提升、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文化资源挖掘与采集等方面，提供驻村式陪护服务。

永安充分发挥当地抗战文化品牌优势，集中力量抓好永安抗战文化公园建设，持续推动各乡镇街道主动靠前联系对接鼓励和支持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在促进两岸文化融合发展中发挥作用，依托宗族祭祀、寻根问祖、族谱对接等活动平台，办好各类交流活动，探索策划举办了2023年海峡两岸各民族欢度“三月三”活动和“两岸民族共好”论坛、“两岸一家亲同族心连心”海峡两岸青水开闽文化交流联谊等各类两岸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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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教育“梯度婚”（妻子学历低于丈夫）正在减少，而高学历“同质婚”（夫妻双方学历一致）和女性“向下婚”（丈夫学历低于妻子）增多——在最年轻的出生队列（妻子出生于1990—1994年）中，“梯度婚”的比例已降至21.7%，而女性“向下婚”的比例则增加到了25.8%，2022年的一项研究中也曾发现2014—2018年结婚夫妇中女性“向下婚”占比已超过“向上婚”。

“年轻队列的婚姻和生育行为模式可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作者统计发现，在教育异质婚中金年会官方入口，自1965—1969年出生队列以后，女性向下婚的比例持续攀升，甚至逐渐超过了传统的梯度婚。在最年轻的出生队列中，梯度婚的比例已降至21.7%，而女性向下婚的比例则增加到了25.8%。这与2022年学者许琪的研究结论相似，即2014—2018年结婚夫妇中女性向下婚占比25.3%并超过向上婚（23.3%）。

依据研究目的，该研究聚焦于夫妻样本，结合完成正规教育并进入婚育年龄的实际情况，选取了妻子出生于1950—1994年（即26~70岁）的夫妻样本，并以五年为一个单位，将其划分为九个出生队列进行分析。该文整合了2010—2020年的六轮数据，共涵盖20177对夫妻样本（个体样本达40354个），用于描述和分析夫妻教育匹配模式及其队列变化趋势。经过有效筛选和处理，最终有效样本量为12523对夫妻。

具体而言，在整体样本以及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子样本中，相较于传统的女性向上婚，女性向下婚在生育方面呈现一定的劣势。这种劣势可能源于生育所带来的较高机会成本和经济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向下婚夫妻中，女性在生育决策上似乎展现出了更大的议价空间。当她们感知到自身权益在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下仍未得到充分保障，例如仍需承担大部分家庭和儿童照料的责任时，可能会选择限制生育数量。

然而，从“70后”子样本开始，一个显著的变化出现了：女性向下婚相较于梯度婚在生育方面的劣势在统计上已不再显著。这一转变似乎暗示着，随着社会的经济进步和性别角色、家庭分工观念的演变，女性向下婚模式的生育机制可能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往往伴随着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和家庭分工认知。同时金年会官方入口，受教育程度较高或相对于丈夫较高的女性（即向下婚中的女性）在寻求家务外包或配偶协助方面通常有更强的议价能力。

“因此，在年轻队列样本中，高学历夫妻和女性向下婚夫妻不再表现出显著的生育劣势，这反映出性别角色和家庭分工模式正在从传统向平等过渡。”作者谈到，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家庭住房、生育和养育成本的急剧上升，女性在家庭经济角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妻子的经济贡献对于维持生活品质和实现生育愿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正处于向性别平等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性别观念变革呈现不平衡态势金年会官方入口，男性配偶观念转变滞后，这制约了性别平等的进程。随着女性在教育和收入上逐步取得优势，她们获得了更多将家务外包的机会，包括通过市场购买服务和寻求代际间的互助支持。然而，在育儿观念迅速变化和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母亲在子女教育尤其是课外学习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却在不断增加。这一现象导致儿童抚育特别是‘育’方面的负担日益加重。”作者写道。

CFPS 2020的数据显示，在幼儿园接送以及孩子的作业辅导等方面，妻子所承担的责任仍然远远超过丈夫。此外，平等的性别分工在社会层面和制度层面，仍然缺乏足够的支持，甚至有一些政策仍在无形中强化女性作为家庭和儿童主要照顾者的角色定位。例如职业女性享有较长的产假或育儿假，但男性配偶的陪产假（护理假）和育儿假却相对较短且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在女性工作—家庭平衡缺乏充分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家庭领域性别平等在生育决策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如何制定更有效的生育支持措施？结合上述研究结果，作者认为，从女性受教育水平持续提升以及性别角色不断演变的社会背景出发，要实现理想的生育水平，必须积极倡导平等的性别分工并为其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随着男性在家务和育儿方面日渐承担更多责任，他们自身也可能面临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这可能不利于夫妻双方形成共同的生育意愿。生育支持政策应帮助夫妻双方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促进家庭发展能力的提升。这包括推广新型的婚育文化、鼓励夫妻双方共同分担育儿责任以及制定能够减轻夫妻或家庭层面育儿负担的政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