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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松蹊1983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1993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统计学专业博士学位。曾在北京经济学院、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海洋实验室、澳大利亚LaTrobe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2008至2021年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主任、联席系主任，2010至2019年任北京大学统计科学中心创始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超高维大数据统计推断、统计学与地球科学交叉、经济统计学等。曾获2017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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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州法院近6年的审判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泛化突出体现在主体、地域和期限。”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竞业限制白皮书显示，主体方面表现为普通劳动者被框进“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的范畴。地域方面，有的协议约定限制范围包括用人单位的所有关联企业，甚至行业上下游所有公司。期限方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岗位种类、工作性质等不加区分，均按最高限约定两年的竞业限制期限，这类案件超过70%。

“‘秘密’与‘竞争’是竞业限制的两个核心要素，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也就决定了竞业限制的边界。”王天玉解释说，现行法律对“秘密”和“竞争”的规定都比较简略，缺乏限定，“这就使得用人单位对‘什么是秘密’有很大的决定权。随着‘秘密’范围的扩大，‘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也必然扩大，这就导致了‘全员竞业’现象的出现。”

在近日有关方面召开的劳动争议前沿问题研讨会上，专业人士围绕竞业限制议题各抒己见。谈到制约当前竞业限制争议案件审理的难点，杭州市余杭区人社局副局长缪建宏介绍，隐秘拍摄视频、社交平台信息等新型证据逐渐成为这类案件的主要证据形式，但这类证据确认标准不一致导致事实认定难度较大。此外，还存在办案裁量标准不一致、涉案双方理解不一致导致调解难度较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