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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扎拉嘎木吉来说，刚刚过去的一周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他经历了团聚前的紧张、见面时激动的泪水、吃团圆饭时的喜悦和在家乡游玩的舒心。10月底，得知自己DNA比对成功的消息后，扎拉嘎木吉高兴得半个月都睡不着觉。11月15日下午，离家64年后，扎拉嘎木吉在三个女儿的陪伴下踏上了南京的土地。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外，他从轮椅上站起来，不停地向大家挥手。

世上最美的风景，就在回家的路上。11月16日一大早，扎拉嘎木吉和三个女儿穿上蒙古袍，在众多爱心志愿者和媒体记者的陪伴下，前往南京市溧水区洪蓝街道旧房甸村姐姐杭巧云的家中。为了迎接弟弟回家江南电竞，杭巧云和家人提前收拾干净院子，拉起欢迎横幅。她亲手做了很多美食，不仅有弟弟喜欢吃的牛羊肉，还有黄鳝、老鹅、大虾以及自家养的老母鸡和自家种的芦蒿。

刚看到远处弟弟的身影，杭巧云就痛哭流涕。她等这一刻太久了，“我从小是没有妈妈的孩子，爸爸在外面找弟弟一直没有回家，我独自在家哭泣。父亲去世30多年了，他找了一生的儿子回来了。”随后，杭巧云快步向前、蹲在轮椅旁抱住弟弟痛哭。扎拉嘎木吉也从轮椅上站起来江南电竞，抱着姐姐大哭。他不顾众人的劝阻，坚持要走着回家。在姐姐、姐夫的搀扶下，他走了两三分钟才迈进家门。

1961年，年仅19岁的都贵玛被分配到四子王旗保健站，承担起28名“国家的孩子”的养育任务，扎拉嘎木吉便是都贵玛额吉当时照顾的最后一个娃娃。都贵玛额吉照顾的孩子年龄最大的6岁，最小的不到1岁。在都贵玛额吉的悉心照料下，28个孩子没有一人因病致残，更无一人夭折。她与28个“国家的孩子”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她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草原最美的额吉”。2019年，都贵玛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回忆起当年的事情，都贵玛额吉至今记忆犹新。每一个孩子被领养走后，她都特别担心领养家庭的生活条件不好，害怕去了以后受苦。她告诉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27个孩子都被抱走了，最后留下来的就是扎拉嘎木吉，我把他领到自己家里面住了一段时间，帮他找了第一任养父母。他们领养回去以后，扎拉嘎木吉受苦比较厉害，我又把他接到家里面，帮他找到了第二任养父母，他在第二任养父母那儿生活得特别幸福美满。”

“我的养父养母家离额吉家很近，我们这些年来一直来往。”扎拉嘎木吉说，在他成家的时候，都贵玛额吉还送了他一群牛羊，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扎拉嘎木吉清晰地记得，2002年的积雪特别厚，放羊的时候他从摩托车上掉下来，大腿摔伤，当时没有条件去医院，一直没有治好。都贵玛额吉知道后特别心疼，来家里看望他，还叮嘱他好好养伤。此次回南京前，扎拉嘎木吉特意来到都贵玛额吉家中江南电竞，告诉她这个好消息。都贵玛额吉还给扎拉嘎木吉包了1000元红包，祝福他寻亲成功。

看到儿子的到来，都贵玛额吉刚准备站起身迎接，扎拉嘎木吉就连忙说：“坐，坐！”随后，他双手托着从南京带回的礼物江南电竞，送到了额吉手中。都贵玛额吉开心地接过礼物，不停地说“谢谢”。在接受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采访时，都贵玛额吉说：“感谢南京志愿者和媒体记者对扎拉嘎木吉的照顾，你们跟他一起来四子王旗江南电竞，我也非常激动。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对于每一位‘国家的孩子’来说，都是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都贵玛额吉表示，在她照顾的28位“国家的孩子”里，只有扎拉嘎木吉和布日那找到了自己的根。她希望其余的孩子们也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家人、朋友，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根。扎拉嘎木吉也表示，自己找到家并不是终点，只是一个起点，希望更多的“国家的孩子”能够在警方和志愿者的帮助下早日回家团聚。他也通过扬子晚报紫牛新闻发出邀请，“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江南电竞，欢迎姐姐和南京溧水老家的亲人来四子王旗游玩。”

扎拉嘎木吉能够回家，也让内蒙古文学杂志社社长助理、呼和浩特市诗词学会主席蒋雨含非常激动，并来南京见证了团聚。蒋雨含认识扎拉嘎木吉，是因为她写了《辽阔大地——一个母亲和她的28个孩子》，以“人民楷模”都贵玛额吉为原型。扎拉嘎木吉是在都贵玛额吉身边生活最久的一个孩子，两人又是邻居，他们关系很好。蒋雨含说：“这是‘三千孤儿入内蒙’的一个缩影，其中蕴藏着爱国、团结、奉献、牺牲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只要各民族守望相助、紧密团结，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渡不过去的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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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人权观的形成有何影响？“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儒家思想观念蕴含怎样的人权精神？近日，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鲁广锦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指出，早在“轴心时代”，中华文明便有了人权认知思维和人权理念意识，那一时期中华典籍中的大量相关论述，建构起古代中国人权思想价值体系的基本范式。

鲁广锦：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标志，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作为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期，“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也是历史上人权思想的集中产生期之一，这一时期诞生了孔子、老子、柏拉图、佛陀等，各大文明形态在不同程度上都产生了与尊重人的生命、实现人的价值相关的人权思想，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权自觉”。

鲁广锦：美国学者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认为，“权利观念是源于古代传统的当代重要观念，而这种传统是先于权利观念的形成而存在的，它们得到了接受和吸纳，并为权利的产生提供了空间。”“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虽没有提出“人权”或“权利”等概念(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形态也没有提出)，但对人之为人的价值和人之存在的意义已有较为深入具体的认识和思考，出现了属于人权范畴的重人、爱人、尊人、保人的人权认知思维，具有生命权、生存权、人格权、环境权等人权理念意识，建构起古代中国人权思想价值体系的基本范式。

首先，“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人本”，重视人的生命和人的存在价值，具有生命权意识。据研究统计，仅在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就有162处讲到“人”，足见孔子对“人”的重视。在儒家看来，“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强调“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明确“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道家也提出“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列子·天瑞》江南电竞，亦见于汉代刘向《说苑·杂言》)等思想。中国思想家对人的存在与人的生命重要性的认识，与古希腊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民本”，重视民生，具有生存权意识。《尚书》中有“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先祖训诫。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重要思想。基于对“仁政”的思考，儒家提倡利民、裕民、养民、惠民。道家也有“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下篇八十章》)的利民思想。遍览“轴心时代”各大文明体文献，如此关注民生且具有生存权意识的思想，无出中华文明之右者。

第三，“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仁爱”，重视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人格，具有人格权意识。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和保护，最能体现人人平等的人权精神。“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江南电竞，与现代文明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有许多暗合之处。在孔子看来，“仁”首先要“爱人”(《论语·颜渊》)，做到人与人之间互爱、互敬，孟子也认为“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仁爱”的最高境界是“泛爱众”(《论语·学而》)和“兼相爱”(《墨子·兼爱中》)，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儒家与墨家关于“仁”与“爱”的思想，与西方文明中的“博爱”“爱邻如己”“亲如兄弟”等理念有相通之处，反映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以“仁爱”为基础，儒家特别强调平等相待，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第四，“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天人合一”，重视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环境权意识。环境权是一项现代人权，在人权理论中通常被界定为第三代人权。但人类对生存环境的认识和思考，在“轴心时代”便已产生。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天然带有“因天之时”的特点，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天人观。儒家大多偏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江南电竞，强调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影响，最终实现人与自然“致中和”的协调关系。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庄子认为“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研究表明，“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建构起“达仁”“尚善”“崇正”“贵和”“向公”的人权价值认知。从人权的语境理解，“达仁”是要做有爱心的人，“尚善”是要做有益于他人的人，“崇正”是要做主持公道和正义的人，“贵和”是要做相互不被伤害的人，“向公”是要做平等的不被歧视的人。这也说明，“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是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并具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充满着人性、德性和理性的力量。

鲁广锦：“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人权文明的重要成果。如果说以希腊文明为代表的、建构在自然法哲学基础之上的西方人权思维有着抽象的、形而上的特点，并以个人自由主义为主要价值追求，那么，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建构在道德哲学基础之上的东方人权思维则有着具体的、现实的特点，并以集体平等主义为主要价值追求。这也说明了建立在不同经济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中西人权模式，虽然都有重视人和尊重人的一面，但自生成起便存在不同。正因有这种不同，才丰富了人类人权文明的多样性，形成了当代国际社会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互补的局面。

人权是历史的、发展的。“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是约2300年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自然有其难以逾越的历史局限性，其中包括民主法制观念的不足、等级制度的存在等。对于这些历史局限性江南电竞，我们应客观理性看待，不能因此就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权精神，否定中华文明人权思维的创造性与合理性。重要的是看“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提出了什么、发现了什么、蕴含了哪些精神、对当代有什么意义。当然，过于夸大也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

鲁广锦：有研究认为，“人权观念是传统中国思想中未显题化的理论”。如何才能发现、挖掘、使用好“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富矿”，以下三点非常重要：一是跳出“西方中心论”的人权思维定式，摆脱人权概念是西方思想家发明的束缚，视人权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成果；二是从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逻辑出发，揭示中华文明的人权思想内涵、价值取向，挖掘其合理性内核，把握中华文明的人权精神特质；三是遵循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从人权的基本范畴与历史逻辑出发，将中华文明的人权因子纳入人类人权文明体系之中加以研究考察，探寻中华人权文明与人类人权文明的共性价值。(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