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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职业闭店人”只是“职业背债”产业链的一个分支。在这个庞大且隐秘的金融骗局中，中介招募“职业背债人”出卖个人征信，操作方实际操盘，对背债人的财务状况进行包装，替代企业法定代表人承担债务，或者从银行骗取房贷、装修贷、企业贷等大额信贷。一旦资金到手，中介和操盘手全身而退，留下毫无偿还能力的“职业背债人”面对逾期债务以及失信的人生。

“职业闭店人”是近年来日益增多的一种诈骗手段。一些中介个人或机构，与有一定负债、经营困难的预付式经营企业合作，利用法律规定的程序，使企业变更法定代表人，协助原公司负责人转移资产、逃避债务，并按负债总额，收取10%甚至更高比例的佣金。以“艺术伞”跑路为例，“职业闭店人”团队的收益，可能高达上百万元。

有职业闭店机构的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成为企业“背债人”的门槛相对较低，只要个人征信无异常且无犯罪记录，即便是80岁的老人也可以顶替。除了在网上招募，不少中介活跃在贫困的农村地区，针对社会闲散人员和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宣传“出售个人征信，就能拿到百万元的回报”，一些经验丰富的中介为了增加说服力，甚至会展示搬运现金的视频。据周滨了解，目前“职业背债人”主要是“70后”“80后”，“不少人想，反正自己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钱，就上钩了”。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吕来明长期关注“职业闭店人”乱象，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此前的一些“职业闭店人”案件，多是作为普通民事纠纷进行处理。消费者在投诉到政府有关部门后，往往由于定性难、查证难，甚至找不到试图“脱壳”的债务人等原因，相关部门很难推进或有效保护消费者。由于负债企业与职业闭店人的合作通常在暗中进行，消费者难以找到责任人，通过法院起诉，法院通常只能根据消费者提供的证据，对顶替的“职业背债人”进行判决，但这些背债人往往没有偿还能力。

近年来，“背债”产业盯上了个人征信。在抖音、小红书、知乎等社交平台，关于“职业背债人”的推送评论区，常常会出现“收白户”等公然的招募信息，其中也不乏上述钓鱼的话术。周滨提醒，除了一些好奇观望的人之外，这些信息可能多是由中介自己发布的，想营造出一种背债很受欢迎的氛围，引诱“白户”入局。《中国新闻周刊》在小红书上收藏一则相关推送后，很快收到中介私信：“有兴趣？”“背债用‘00后’的话讲，就是卖征信的钱。”

薛方是首都师范大学信用立法与信用评估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信用学会副秘书长兼生态信用专委会主任。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经过近25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已建立全球规模最大的征信系统，据央行披露，截至2023年末，征信系统收录个人11.6亿，企业和其他组织1.3亿户。当下，这一系统产生了强大的社会治理效应，查询信用报告成为金融机构开展信贷业务、进行风险防控的必要环节，也在助力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发展。但与此同时，个人征信的价值，也开始被诈骗团队觊觎。

郭宏不懂金融和征信，“背债就在迷迷糊糊中发生了”。他跟着介绍人去了郑州，遇到操作方，并交出了身份证。对方先是帮他贷款买了一辆雪佛兰汽车，买完不久，他就被要求签了车辆抵押合同，新车被立即转手，“我不知道车卖到了哪里，钱去了哪里”。两个月后，操作方又安排他贷款购买了一套郑州的二手房，169平方米，从银行贷了135万元。他记得，在一家商业银行签署贷款合同时，银行工作人员并未过多询问，整个过程非常顺利。

但郭宏最终没有从中介和操作方那里获得承诺的几十万元。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偿还了大约十个月的车贷和六七个月的房贷后，操作方断供。2023年上半年，他开始被银行催促还贷，电话甚至一度无法开机，“一开机就会被打爆”。2023年11月，郭宏接到郑州市警方传唤，才得知介绍人和操作方利用他的信息进行贷款诈骗。但他来不及后悔，背负一百多万元的逾期贷款，成为征信黑户，被法院多次传唤，如今只能等待郑州警方尽快破案。

在“职业闭店人”套路中，一个关键环节是企业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但实际上，这一步骤是按照正常法律程序进行。聂成涛注意到，有一些诈骗团队也会找代办公司，操作公司业务，“代办公司如今也已开始沦为诈骗分子的工具，成为犯罪活动的一环，‘职业闭店人’也很相似”。近期，他在处理一起金融诈骗案时，追踪的线索指向了上海一家代办公司，但代办公司声称只是执行正常的业务。聂成涛进一步询问客户信息，代办公司透露所有联系都是通过电话，现在电话已无法接通，资料也是通过快递传递，线索就此中断。

2023年末，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涉及6000万元的贷款诈骗案件。回溯至2019年，警方注意到888集团，当地有11套房产涉及贷款诈骗。在一个案件中，房产中介先将房产合同价格从253万元做高至550万元，“黄牛”中介安排“背债人”接手房产。房产中介伪造购房者的财务信息，并贿赂银行工作人员，完成贷款审批。在这一系列操作中，房产中介、“黄牛”中介、房东、背债人以及银行工作人员共同瓜分了银行按揭贷款。最终，34名涉案嫌疑人被警方逮捕。

周滨解释，操作方从背债人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进行风控，即替背债人偿还银行贷款或帮助企业维持运营，以防背债人因无法承受失信和催债压力，主动报警。从银行获得的贷款额度越高，后续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就越重，因此风控时间也会更长。通常，房贷、企业贷的风控时间为一年左右，而对于涉及土地、商业街等大型项目的风控，则可能长达三到五年。

此外，在多数金融诈骗案件中，诈骗团伙往往在事后消失无踪，但在许多“职业闭店人”案件中，企业关闭之后888集团，仍会有名义上的负责人出现来协调事务。今年5月，“艺术伞”突然闭店后，仍有新的负责人出面回应家长，无法退费，正在协调转课到其他培训机构，但此方案因“需家长额外付钱”“可转课时有限且分散”等原因，遭到家长不满。吕来明指出，从形式和表象看，不完全像是“失踪跑路”，有人出面处理此事，更具有迷惑性，这恰恰是“职业闭店人”操作带给消费者维权难的一个关键问题。

但他坦言，一般的经济纠纷，不可能都由公安部门出面处理。只有在有明确线索的情况下，比如在闭店前进行促销、收取消费者大笔资金后，原来的老板卷款潜逃，这些具有诈骗特征的行为，更容易定性，公安机关才能介入。“这类诈骗案件的事后调查，难度大，成本高。职业闭店人主要涉及预付费消费，关键问题不在于事后处理，而在于如何在事前预防。”吕来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周滨确实见过拿到高额报酬的“职业背债人”，有人一夜暴富，又很快将手中的财富挥霍殆尽。还有人在风控期结束前，将所有财产转移到家人名下，成为“老赖”混吃等死。但绝大多数时候，“职业背债人”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尤其是近几年，背债产业更加鱼龙混杂888集团，一些中介因操作失误导致贷款无法下发888集团，随后便抛弃客户，自行逃离。更有甚者，一位女性客户独自前往中介所在地进行背债操作，却遭遇黑心中介，被骗走银行卡用于洗钱活动， “背债人”面对他们未曾预料到的结局，只能在悔恨中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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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警方后来查明，这是一起犯罪嫌疑人早有预谋、分工明确的案件：2022年8月，“操盘手”陈某等人经由张某、吴某等“猪仔中介”认识“背债人”李某，将其发展为团伙成员。在李某无购车意愿和还款能力的情况下，伪造包装李某银行流水、工作收入等虚假材料，向融资租赁公司申请购车融资抵押贷款。资金审批通过后，“金主”柴某配合陈某，前者以收取高息为条件、为后者垫付购车首付款，在外市一家汽车4S店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本应按照融资租赁公司要求为车辆办理抵押，但陈某等人不仅没有办理，还伪造了被前述公司保管的合格证和发票，通过销赃人员为车辆办理上牌登记和过户转卖，事后仅还了一两期租赁费用即断供，造成融资租赁公司坏账。

类似的犯罪手法，在国内可以追溯到2017年前后。三五人一伙，伪装成贷款中介，租一处房屋以招募、接待客户。所谓的“客户”，就是缺钱又收入微薄且不稳定，无法获得贷款额度的社会闲散人员。“操盘手”和中介通过网络将他们吸引到这里，许诺通过购车、购房等方式向借款机构贷款888集团，声称资质不够他们可以解决，贷出来的钱不需要还，但中介要分一半。

东莞市公安局塘厦分局经侦大队警官张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证”是指“猪仔”的身份证，“两证一卡”是指身份证、驾驶证和银行卡，“纯白”意味着“猪仔”从来没有办理过贷款。以“猪仔”的名义购车，进而获取融资租赁公司和银行的贷款，这些身份证件和“猪仔”良好的征信记录是诈骗团伙作案的基础物料。诈骗成功后，中介可以收取5000元到2万元不等的费用。

接下来是“包装”。从借款机构的眼光来看，就申请贷款而言，未经装扮的“猪仔”通常资质很差，要想提升资质，就要精准包装。建筑工人要包装成车企员工，无固定收入要装作月入2万，根据无中生有的“人设”，在网上找人现做一份符合人设的假流水。为了通过借款机构的线下审核，“猪仔”还要穿上像样的衣服，学习大企业员工的腔调。

算上提车时购买的车保，一辆新车从套出到卖出，短短一周时间，已经贬值数万元。如果借款机构审批贷款时打了折扣，犯罪团伙的利润空间就会被进一步压缩。为了保证获利空间，“操盘手”往往会拖延、减少对各个中介、“金主”的结算金额，本就缺乏信任、靠博弈维持关系的合作伙伴也就容易发生内讧。张敏说，这种合作关系通常维持不到三个月即告终结。

就连理论上只能任人宰割的“猪仔”，在这场“牌局”中也有自己的博弈方式。他们会在“操盘手”和中介控制他们向借款机构表演的阶段，尽可能地要更多钱。张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猪仔”有时会根据地域拉帮结派，不断骚扰“操盘手”和“猪仔中介”——“同行”之间流传着这类案例，以至于“操盘手”在筛选“猪仔”时，碰到特定地域的人，无论对方言谈、形象、资质多么良好，都会尽量避开。

李某参与的诈骗案件888集团，涉案的汽车最终以28.5万元的价格由“操盘手”陈某通过销赃中介卖给二手车商，“操盘手”陈某获利13.2万元，获利最多。此外，“金主”柴某获利3.3万元，“猪仔”李某获利1.6万元，“猪仔中介”张某获利5万元，销赃中介吴某获利5000元。剩余的资金被陈某用于支付其他“进件”中的垫资、利息及中介费用。

犯罪嫌疑人的聊天记录中充斥着类似上述的对话。“这种同伙之间的交流能反映出他们的角色。”张敏说。此外，与“操盘手”陈某关联的借款人都发生逾期、都使用相同的手法伪造贷款申请资料，在这些事实面前，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便很难成立了。以涉案的汽车为切入口，东莞警方的打击范围扩大到了陈某团伙针对15辆汽车实施的犯罪。

“汽车贷款政策的松紧直接影响汽车市场的供需关系。政策宽松时期，消费者更容易获得融资支持，带动汽车销量增长。但宽松政策的潜在风险在于借款机构放松审核标准888集团，导致风险管理失控，进而推高不良贷款率。”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余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宽松政策本身不会必然导致坏账上升，但若借款机构忽视风控环节，则风险加大，关键在于机构是否能在政策刺激与风控措施之间取得平衡。

“2018年兴起的这一轮诈骗案件在本质上延续了传统模式，但随着金融科技和产业生态的变化，增加了新的复杂性。”余方观察到，由于互联网金融与数据伪造技术的引入，生成虚假资料变得更容易，诈骗行为也变得更隐蔽。随着贷款的线上化和业务量的上升，借款机构对借款人数据的真实性审核难度加大，给信用审核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